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和贸易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卫生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一些在全球尺度开展的研究表明，大量野生动物受到了非法贸易的严重影响，同时另一些研究则针对特定区域的特定类群，来评估非法狩猎与贸易的影响，例如非洲的野味狩猎和印度尼西亚的鸣禽贸易。然而，在国家水平开展的跨多类群的科学评估比较缺乏，这些科学评估能为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政策提供更多的参考。

近期，由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梁丹博士（生态学科2018级博士毕业生）领衔的一项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缺。中国针对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展开了广泛的执法行动。得益于中国公开和透明的执法制度和近些年的执法成果，该研究整理了中国公共法律数据库中2014年1月至2020年3月共计9000多条关于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的法律文书，对中国的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兽类四个脊椎动物类群的非法狩猎特征和风险进行了评估。该研究是对中国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的首次全面的科学评估。

研究对法律文书的整理发现，中国四个动物类群中约21%的物种被非法狩猎及执法查处，研究进一步建立模型预测了其他可能面临狩猎风险的物种。在这6年3个月间的法律文书中记录了共计673个物种，其中包括在中国分布、列入IUCN红皮书的受胁物种89种。由于并非所有非法狩猎事件均能被成功执法和判决，因此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被狩猎物种的低估程度。通过物种累积曲线和基于物种性状和系统发育关系的预测模型，研究识别了781种在法律文书中未被记录、但存在较高被狩猎风险的物种，其中包括90个受胁物种。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过公共数据评估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和贸易所引起的偏差，并为今后的野生动物狩猎和贸易的执法活动中应关注的存在高狩猎风险物种提供科学参考。

文章配图1: 法律文书中记录的被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

研究对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的动机和生境进行了评估。在法律文书记录到被非法狩猎的四类野生动物个体共计超过三百万只，其中约90%的被狩猎个体来源于仅5%的狩猎案件，说明了大规模的非法狩猎团体的存在。而在99种被大量狩猎的物种中，包含8种受胁物种和18种能够携带病毒的物种。狩猎动物的主要用途为动物制品，部分被狩猎鸟类的用途为宠物。这些分析说明，用于动物制品的商业狩猎对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卫生均存在显著的风险，值得执法关注。研究结果还表明，大部分的狩猎案件和狩猎个体量大的案件都主要发生在人工生境中，而包含受胁物种和兽类的案件则多发生在森林生境中，这两种生境是执法可关注的重点生境。

研究还分析了非法狩猎案件的地理分布模式，识别出了非法狩猎案件的热点区域及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发现，非法狩猎广泛分布于319个的市一级城市中，华东和华中地区为发生狩猎案件的热点区域。这些区域不仅包含了更多的非法狩猎案件，同时也包括更多的狩猎个体量大的案件。但包含受胁物种的案件则多分布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综合社会经济因素分析表明，一些更接近城市市场的城市有更高的非法狩猎案件密度，进一步证实了非法狩猎的商业属性。这些分析也反映了中国近些年针对广泛分布的非法野生动物狩猎进行了大量的执法行动。该分析有助于科学理解非法狩猎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同时识别的热点区域也能为今后的执法提供参考。

文章配图2: 中国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件在市一级城市的分布（从上至下: b所有案件，d, f, h, j分别为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兽类）及其社会经济因素。

最后，该研究探讨了科学的野生动物狩猎评估如何为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提供参考。文章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关于打击非法野生动物狩猎做出的努力。例如，2020年2月中国全面实行了禁食野生动物的政策；2021年2月修订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其中增加的517种动物中包含了一些法律文书中识别的被狩猎严重的物种和该文章预测的存在被狩猎风险的受胁物种。研究也发现，一些被狩猎严重的受胁物种尚未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因此该研究的结果也可为今后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修订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近日，该研究成果以“Assessing the illegal hunting of native wildlife in China”为题，于2023年10月25日发表于Nature杂志，梁丹博士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我院博士后胡思帆博士和马亮副教授、田纳西大学的Xingli Giam副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David Wilcove教授为共同作者。

Nature杂志将该文章作为亮点文章，特邀请剑桥大学David P. Edwards教授在同期发表的“新闻和观点（News and Views）”中对该文章进行了评述。Edwards教授认为，该文章通过法律文书评估野生动物狩猎，填补了国家水平的野生动物狩猎和贸易研究的空缺，为其他国家开展类似的研究打开了蓝图。